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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竞技无法充值 台北寻访:李敖印象拼图

作者:匿名 时间:2020-01-03 13:58:38

雷竞技无法充值 台北寻访:李敖印象拼图

雷竞技无法充值,与李敖在大众面前极为高调的形象不同,他的去世,在台北反而像尘埃落入泥土一样平静。那个特立独行的李敖,生前一直处于种种争论中。儿子李戡说,李敖终其一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是有原则的,原则就是确保中国的强大。

记者 | 刘周岩

摄影 | 于楚众

李戡站在以前常和父亲李敖一起散步的东丰街上(于楚众 摄)

没有葬礼、没有追思会,甚至没有地方可以献一束花。在大众印象中性格热烈高调的李敖,没想到身后事却出奇地安静。著名的李敖书房,位于台北敦化南路一段306号的金兰大厦12层,却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3月18日,李敖去世的消息突然传出,网络上对他的悼念声势壮大。身穿红色夹克、衬衫、卡其裤,打着领带,戴着彩片眼镜和露出一脸笑容,成为李敖在媒体上的标志性形象。但是当我3月20日到达台北,希望寻找李敖去世的纪念性场所时,联系上了李敖的经纪人郑乃嘉,他表示李敖的家里人决定“一切从简”。李敖楼下的物管告诉我:“家属没告诉我们这些邻居有任何纪念活动。”我好奇地问郑乃嘉,整个台北是否有一个可以放一张纪念卡片的地方?他颇感抱歉地说:“确实没有。”李敖的好友里,也只有与李家过从甚密的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公开放出了慰问家属的照片。

李敖的葬礼也显得悄无声息。接近李敖的朋友告诉我,李先生于3月21日火化。当我赶到台北唯一可以火化遗体的第二殡仪馆后,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李敖的迹象。当天的火化者名单、告别仪式排序都被公布在电子显示屏上,其中并没有李敖的名字。直到我听到几位殡仪馆工作人员主动谈起李敖,向他们询问,才证实李敖确实是于此日在此地火化了。“李敖的火化一大早就结束了,也没有媒体赶过来,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吧。家属很低调。”火化时,除了他的儿子李戡、女儿李谌外,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王纪言亦手持一部相机在场,此外只有两三个随行人员。当李敖的遗体被推入火化区一进门第一个火化炉时,李戡、李谌跪下目送父亲离去。大约一小时火化即结束,由李戡携骨灰盒,众人乘车离去。不同于殡仪馆当日多数其他亡者,李敖遗体处理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和尚或教士参与。

街角的北平半亩园是李敖晚年常去的餐厅(于楚众 摄)

葬礼曾经是李敖显示自己特立独行的重要场合。1955年,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去世,举行公祭,“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2000人出席”。而20岁的李敖却“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葬礼改革”。他拒不参与一切传统礼俗,当众不掉一滴眼泪,而是用印出父亲遗著《中国文学史》的方式纪念父亲。李敖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李敖,还曾提过一种戏剧性的后事处理方式,即宣称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台大医院,而且要挂出骨架,“让台湾人看到自己的骨气”。他也曾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将来要长眠在昆仑山。

显然,李敖并未为真的告别人世做好准备。去年年底李敖的病情已成定局,儿子李戡在今年3月初就已经从剑桥回到了台北,等待着这一最后时刻的来临。处理完后事,李戡选在了李敖书房所在的大厦底下,接受了我的采访。他郑重地收下了表示慰问的花,寄放在大厦一层,而没有将其送至12层的书房,说是希望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父亲书房原样、不再打扰。

李戡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父亲的崇拜,与他接触的长辈则评价其“沉稳”“成熟”。虽然稳重,但似乎和李敖一生给人留下的反叛性印象截然不同。对此,李敖曾做过解释:“按说青少年叛逆期,首当其冲的是老爸,但李戡的老爸是何等人物,翻云覆雨,本属专业,李戡顶礼不遑,何从叛逆?结果父子二人,感情极好。”

父亲去世带来的情感和事务上的双重压力,让26岁的李戡相当疲倦。“有很多只是一起吃过一次饭的人,也发来长篇大论,让你节哀。”这句自言自语中略显不耐烦,然而下一句交谈便恢复了礼貌与客气的语态。李戡说,父亲关于死后如何安葬的说法,有好几种,“他提出这么多‘方案’,恰恰说明他很看淡这些,不该用一种严肃的态度去理解”。李戡认为低调处理父亲身后事,是尊重父亲遗愿和生前风格。“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参加婚丧嫁娶,也不喜欢琐碎细节的安排。”

李敖的朋友郭冠英与“统派人士”交流(于楚众 摄)

“我最后一次去看李敖是2018年1月底,那差不多也是他最后清醒的时候了。”李敖去世的第四天,我在“立法院”门口见到了他的朋友郭冠英。李敖去世后,没有什么活动可供他参加,“家属没有这个意思,也不便主动打扰”。朋友们也没有自发组织一个纪念活动,郭冠英说:“李敖的朋友彼此之间全都不是一派的,组织不起来。”尽管偶有人把他称作“小李敖”,实际1949年出生的他已经头发全白。当天正值统派团体在“立法院”外抗议游行,一路都有人拦下这位著名的岛内统派打招呼问好。

郭冠英正在赶写纪念李敖的文章。“报纸只需要1000多字,可我一写就是8000多字,还要好好想想删掉什么,这很难。”提到与李敖的交往,郭冠英说和李敖做朋友便有被“牺牲”的可能,他半开玩笑提到自己最得意的一件事。便在李敖66岁生日时召开了“清算大会”。在郭冠英的提议之下,在场诸人细数与李敖做朋友的惨状。“张煦华,他说当年在电视公司做总经理,百分之九十精力是花在处理‘李案’上,只有百分之十是处理公务。环球的吴子嘉不服,说李敖只害了你一个人,他毁了我的整个台!李敖做节目惹得国民党、民进党同时来因为不同理由要求停播,两边得罪。郑锡华,当年文星书店的总经理,因为李敖在《文星》上骂人而被蒋经国抓去关了一天半,要他咬萧孟能和李敖,问不出,只有放了他。”郭冠英说,此类被李敖“牺牲”的朋友数不胜数。

郭冠英也在凤凰做节目,与刘长乐相识。他至今对李敖和刘长乐之间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刘长乐曾写:“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李敖有话说》节目风险极大,两岸关系敏感,一旦涉及言论底线,覆水难收。”李敖则在节目中说过:“在我们的祖国,有一个人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名字叫作刘长乐。”显然,刘长乐没少被李敖“牺牲”。让郭冠英印象尤深的是李敖接下来的话:“可是,我一点都不可怜他,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1984年10月21日,美籍华人作家、《蒋经国传》作者江南(本名刘宜良)的出殡队伍经过旧金山唐人街。

李敖老顽童的做派,让郭冠英提起已经过世的他,并不只是悲伤。2000年6月份,郭冠英把李敖叫出来,对李敖“要钱要紧”的忠告学以致用,决定把“重大情报”卖给他。这则“情报”得追溯到20多年前的“江南案”了。1984年10月15日,笔名“江南”的美藉华人作家刘宜良在美国被国民党情报部门雇佣的黑道分子枪杀,世界舆论哗然。面对美国与台湾岛内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做出回应,审判凶手、整改情报部门,外放其子蒋孝武,着手民主化改革。三年后,台湾“解严”。此即被誉为催化台湾民主转型最后一根稻草的“江南案”。

“其实国民党情报部门是要先杀李敖的!”郭冠英在牛肉面馆中接受我采访时说道,“是当时情报部门的一位头目退休之后和我讲的,这属于机密,他本来不该说的,但毕竟时过境迁,他忍不住要吹牛,于是说了。”据郭冠英讲,台湾黑道人物主动和情报部门提出愿意为其做事,以换取在“扫黑”中免于被取缔。情报部门回复:“我们怎么相信你们?如果真是这样你们该去教训一下李敖。”黑帮一口答应。到1984年的六七月间,黑帮已经着手实施对李敖的“教训”。“那个情报部门的人用的词是‘教训’,但按照当时黑帮的作风很可能就是杀掉了。”郭冠英说。恰巧,第二次坐牢后出狱不久的李敖正在进行他的“战斗性隐居”,在继“以牢为家”之后“以家为牢”,一个人在山里写作,息交绝游,黑帮分子一时找不到他,此事便有所拖延。又恰在这时发生了“白景瑞饭局”事件,国民党情报部门临时决定先处理江南。于是李敖躲过此劫。

郭冠英说,李敖实在是侥幸逃脱。“如果你让当时的任何一个台湾知识分子替政府拟一个刺杀名单,上面都会有李敖。排个顺序的话,江南也就是20名开外的,但李敖差不多可以排第一。他不但是外省人,又骂蒋家那么久,共产党的左翼观念有一些,和他关系好的还有人变成了‘台独’,‘坏事’都占尽了。”

“我想这故事应该可以向李敖敲笔钱,就把他约出来在他家门口的泡沫红茶店见面,我叫他出价,他叫我先讲,两人边开玩笑讨价还价。”郭冠英回忆,“我讲一点,他又说不够,最后故事全部讲完了,他说:一文不值。仅请果汁一杯!”

台湾大学,李敖曾在此学习、恋爱(于楚众 摄)

不仅“一毛不拔”,李敖还很得意地对郭冠英说,他是大预言家,早说过江南是代他而死,现在更证明说对了。但李敖也深受触动。他对郭冠英说,这就是“吾本欲射马,误中一獐”。“我对于中国传统典故没有李敖知道的那么多,他就给我讲了这个孔明和司马懿之间的典故。”

我们的聊天进行到一半,牛肉面端上,郭冠英高兴地介绍此种面之好吃,说到一半,忽然想起什么而停下,继而慨叹:“我还是忘了李敖的教诲!他爱钱,也忠告我‘要钱要紧’。我接受采访,非但没要钱,还请你吃牛肉面!”

从台东坐船,大约50分钟,可到达33公里外的离岛绿岛,这是台湾地区第四大岛。绿岛,原名火烧岛,是台湾著名的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李敖就曾关押在此。今天,绿岛已经成为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主要活动是骑机车环岛观光、浮潜和泡温泉,原有的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监禁场所则已筹备为人权博物馆。即便是现今的先进游船上,仍因为风高浪急而剧烈颠簸,一路上晕船呕吐者大有人在。可以想见,当年李敖被押解至绿岛时的旅程定不轻松。

1971年,因长期批判国民党,加之与彭明敏的交往,李敖被逮捕并判刑10年,实际服刑5年零8个月。不过就在李敖与世隔绝服刑期间,他的作品却在整个台湾影响着无数的年轻人,这其中就包括日后与他成为朋友的黄克武。

“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手中是李敖所赠著于八十高龄时的《李敖风流自传》(于楚众 摄)

“李先生是一个非常真诚,有侠气和正义感,勇于反抗权威的人。他应该是《游侠列传》里面的人物。”回首李敖一生,黄克武如此评价。回到台北,在市区东部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里我见到了该所特聘研究员、前所长黄克武。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摞关于李敖的书籍材料,其中有他几十年前自己买的李敖的书,有李敖前一阵送给他的80岁时所著《李敖风流自传》、李敖为他找出的历史研究材料,还有他从胡适纪念馆中复制的李敖与胡适往来通信。

近几年黄克武与李敖接触颇多,一是因为他本人学术方向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胡适研究,二人颇有共同话题,二是为了李戡的事。“李先生主动请我吃饭,开玩笑说要巴结我,因为李戡从北大毕业之后也要到国外读书,需要有人帮帮他,给他介绍国外学习的经验,也算是请我做李戡的一个老师吧。”不过真正奠定李敖在黄克武心中形象基调的,还是少年时通过阅读了解的那个李敖。“对于我们这一代,上大学的时候,尤其是读文科的,第一个崇拜胡适,第二个崇拜李敖,再后来是崇拜余英时。或者说是因为崇拜他们而选择读文科。”黄克武生于1957年,他们这一代人目前正是台湾知识界的中坚力量。

黄克武给我展示了一本他上大学时买的盗印的《传统下的独白》和几本“千秋评论丛书”。“这些书因为骂国民党,所以一出来就被禁,必须要到特别的书摊才能买,老板和你熟了才会卖给你,他看你来了就偷偷从里面拿出李敖的书来。”忆起大学时光,李敖的书永远是黄克武和同学们共同的话题。“一般贩夫走卒接触不到,大学生则几乎人人读李敖,可台湾大学生数量不算少,这些人的成长都是被李先生的养料影响的。”

李敖给那一代台湾年轻人播撒了怎样的养料?“他思想的轴心就是反权威、反传统,他是在接续‘五四’的精神。”黄克武说。李敖视胡适为自己最重要的导师,曾写有著名的《播种者胡适》一文介绍胡适思想,而李敖又从胡适手中接过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接力棒,成为更年轻一代的新的播种者。

“在台湾,胡适崇拜者第一名一定是李敖。虽然他们两个气质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君子,一个是流氓。”黄克武笑着说。李敖读中学时,对他最重要的影响者是严侨,严侨的爷爷严复恰是给中国引进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人,而严侨则是被证实了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李敖曾经在左、右之间摆荡了一阵子,最后在胡适这里找到他心中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1962年,李敖开始以《文星》为阵地进行他的播种工作,这也是继胡适等人创办的《自由中国》之后台湾最有影响的启蒙杂志。“《自由中国》时期的许多议题,比如反对党、地方行政改革、司法独立,都在《文星》里面延续下去,可以说开启了现代知识的一扇窗户。”

黄克武说,李敖并非那一时代唯一的养料,在“中西文化论战”里,李敖代表“全盘西化派”,可另一边中国传统文化派也是他的养料之一。论学术性,李敖又远不能和陈寅恪、王国维等搞纯学术的相比,但是“李大师能够抓住社会的脉动,以历史为用”,而且“看李敖的书是压抑时代里蛮过瘾的事”,所以李敖也就在比他年轻一代的人中有更大的影响。

就在李戡为父亲低调处理后事的过程中,李敖的大女儿李文公开表示了不满。因她没有被通知。李文已在台北定居半年有余,她对于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一切后事均不获通知、没能参加火化、未见到遗嘱、不知骨灰安放地点颇为不满,已向李戡发出律师函,要求给予其法定继承人的正当权利,并将提起亲子关系诉讼争取财产。

李文手持2005年与父亲李敖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北京的合影(于楚众 摄)

火化当日晚间,我来到了李敖大女儿李文在台北的家中。李文和丈夫住在台北市郊阳明山半山腰,计程车司机载我到达后很不放心,希望亲眼看房子主人出来接我后再离开,因为此地幽静,不会有车经过,万一地址错误,我断然要被困于山中。我本也担心,但只看了一下庭院的大门,就完全肯定这里是李文家了,放心地让计程车离开了。

大门前竖有若干警示牌,其中一牌子在“请勿随地便溺”前手写加注“野狗、野人”,另有一牌子写“no stupid people beyond this point”(蠢人请勿入内)。这样的风格,是李文在北京居住时就出名的。她自称的头衔为“英语教授、作家、礼仪专家、嘉宾主持人、维权者和城市不文明现象批评者”。李文以一袭红衣出现,谈笑风生,颇有兴致地先为我介绍了她整修亭子与草地的计划,同时对于邻居养狗不拴和在院里种菜颇为鄙夷。

她坦言:“对爸爸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一来因为“爸爸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一生”,二来因为“我们更像是朋友的关系”。

李文是李敖和“台大校花”王尚勤在1964年意外怀孕生下的非婚女儿,主要在美国受教育长大,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快言快语,不顾忌于批评他人或公开矛盾,富于幽默感却时常刻薄。提到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小自己28岁的弟弟李戡,她一方面表示“他会比我更难过,毕竟他和爸爸相处的时间更长”“我中文也不好,不可能继承爸爸的许多思想”,同时又说李戡“死读书”“可能有恋父情结”“似乎压力太大得了焦虑症”。

李文与李戡一方不合是人所共知的。不过,虽然收到律师函的是李戡,但李文心中真正不能原谅的似乎是父亲李敖。

“我不认为他适合做一个父亲。”李文直截了当地说。李文小的时候,曾经去绿岛监狱探望过李敖,“政治我不懂,我也不谈政治。大家说李敖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但我知道白色恐怖还会造成第二代的受害者,比如我”。李敖坐牢期间给李文所写的信结集成《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为人熟知,李敖在其中显示出来的温情与爱意令人动容。但是李文说,这些留下了记载的动人文字之外,事情还有另一面。“爸爸出狱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旧时的绿岛监狱,李敖曾关押于此

李文觉得,监狱里受到的精神刺激让他性格产生了一定的扭曲。“爸爸不喜欢台湾,也不希望我被三民主义洗脑,所以一直不给我办台湾户口。这是把他的喜好强加于我,害得我直到今天都没有台湾居留证。”李文说。就在李敖去世的这一周,李文仍为了台湾居留证的问题而奔走于法院,因为她是在纽约出生,只有美国方面的出生证明,并无台湾方面的档案证明与李敖的关系。“他不要我读三民主义,不要我被洗脑,但在家里又是一个霸道家长的作派,对女儿暴力又刻薄。”

更让李文难以释怀的,是她和父亲吵翻后,去美国投奔母亲,却被继父性骚扰,而此时李敖没有给她以足够的支持。“爸爸在社会上是反传统的形象,可这种事上又很传统,是家丑不要外露的思想,他很矛盾。性骚扰的事无论是当时我要维权,还是2004年我写书披露这事,他都说千万不要。可对不起,我是美国派,你很传统,我不传统。”

父女二人的关系确乎是疏远的,李文最后一次和李敖见面竟是2005年那场北大演讲,最后一次通电话则是2014年。但直到去世前,李敖都通过经纪人每月给李文1000美元零用钱,李文对此表示感谢,也表示不会忘记是父亲资助她在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但也说李敖表达父爱的方式就是guilt money(亏欠费),以补偿没有照顾她的日子。

李文说李敖不适合做父亲和丈夫,可李敖最后20余年似与王小屯及李戡、李谌生活幸福。李文说:“所以你看他和王志慧(王小屯原名)结婚之后,还有什么好的作品写出来吗?”在李文看来,作为伟大作家的李敖,和作为丈夫父亲的李敖,天然是不可调和的。

李敖既已去世,李文仍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他。“我已经决定写一本书,叫《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让大家看到,一个伟人在他光彩的背面,也有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面。”

绿岛监狱已成纪念馆,老照片讲述着白色恐怖时期的情形(于楚众 摄)

李敖生前非常宠爱这个57岁时生下的儿子李戡,不遗余力地为他的发展做铺垫。高中毕业,李戡同时被台湾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前者是他父亲的母校,后者是他爷爷的母校。他选择了后者,李敖称之为“弃暗投明”。目前,李戡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历史。他告诉我,计划9月份去另一个欧洲国家交换,“剑桥中国人太多,我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躲起来”。

李戡带我在金兰大厦周边的街区走了一圈。“父亲最后的几年,我常陪他在这条路线上散步,路上我们什么都聊,主要是对时事的评论和我在北京的生活。”李戡说。他又补充一句:“跟他在网上一样,和我说话也会用生殖器做比喻。”我们一路经过餐厅或小店,凡是李敖生前常去的,李戡都细心为我讲解,他喜欢点什么菜,哪家主要是自己吃,哪家是用来请客。“以前走在路上很多人认出他,要合影,他从来不拒绝。”

路过一家书店,李戡带我进去,希望找到一本父亲的书,不过遍寻不得。“那应该是卖完了。”他又指街对面一奶茶店,说有时父亲在书店看新书,他就到对面先去买一杯奶茶再回来找他。忆及此处,李戡似乎若有所思,眼角有泪光闪过。

李戡认为,如果以台湾“解严”为界,将李敖的人生分为前后两半,威权时代李敖反抗权威、宣扬自由主义的行为几乎得到主流各派的一致赞扬,而在民主化时代,许多人对李敖的作为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李敖的后半生如同向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有人则认为越来越强调民族主义的李敖背弃了自由的理念。

“台湾和大陆都有这样的人,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可以讲得很直白,就是一个早年的自由主义者是不是晚年给自己的标准降低了。”李戡说,这是对他父亲评价的一个核心争论,“前面那么说还算客气的,还有人说是不是整个人根本转向了反面。”

对这个问题,李戡说:“认为他转变了的人,根本就没搞懂李敖的思想。”李戡认为李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是有原则的,原则就是确保这个国家的富强,也就是中国的强大。他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是先有民族主义理想,再有自由主义理想”。

和李敖相熟的学者、“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吴启讷也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吴启讷说,他从来把李敖看作一个“中国思想家”,而不是“台湾作家”,李敖不过是一个居住在中国台湾省的中国思想家而已。“在他看来有一件东西没变:有没有一个叫作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东西?在他看来始终是有的。即使这个东西有时候不那么容易被感知,但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存在。”

对李敖而言,“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他极为深刻地感受过的,并且终生铭记。“我父亲民族主义的萌芽来自于他小的时候。他曾亲眼看见日本军人骑马从北平街头走过。这个事情他讲过很多次,但现在许多人不能理解。”李戡说。1935年出生、在日占区长大的李敖,有属于他那个时代与立场的家国情怀。

吴启讷进而问道:既然存在中华民族的利益,那么谁能保护它?“很多在台湾的人可能不喜欢——无论有没有统一情结的,大陆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可能也不喜欢,但他们不能改变的现实是,能保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选择。虽然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有点残酷的事实,但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吴启讷说。

李戡认为,李敖就是看清了这个事实,这是解释他最后20余年亲大陆行为的基础。“其实2005年那次回大陆对我父亲影响很大,他确实想不到能在56年以后回到北京。他见到他的小学、中学老师同学,看到大陆的发展,他的感触非常深。那次回来以后,我认为他的使命感加强了,这个使命就是在台湾宣传中国理念。”

“他是外省人里面很有影响力的,民进党需要找这样的人合作。他如果和民进党一伙,一定官运亨通。如果早年他接受美国援助,也早可以跑到海外去,打着自由的旗号反中国,然后拿很多好处。他这样的机会太多了,但都拒绝了,因为他要坚持原则,爱国的原则。”李戡说。

我问李戡,能否用李敖的导师胡适等人创办的杂志名字“自由中国”四字概括他一生的追求,只不过因岛内时局的变迁,前半生奋斗重点在“自由”,后半生奋斗重点在“中国”?李戡表示同意。

临别,李戡告诉了我李敖骨灰安放的地方,是在台湾岛西海岸的新北市的一个墓园。“是我挑的地方。位置、视野都特别好,坐南朝北,我给他选了一个比较高的层,能看到大海。没考虑生辰上的习俗。选那里是为了让他遥望北方,能看到他出生的哈尔滨。”

(感谢李昕、丁雯静、欧阳哲生、计璧瑞、张柠、傅宁军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刘馨遥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敖之子李戡(于楚众 摄)

李戡:父亲这一生既没有真正的朋友,也没有真正的敌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父亲主张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在生活里,你看到过他流露负面情绪吗?

李戡:他以前经常引用邓小平的那句话:“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确实很少看到他用悲情的、负面的情绪去讨论事情。每次上节目,也都是笑脸上。但是偶尔地,他也会感伤,虽然嘴上不说,但是看得出来。上次凤凰卫视给他做来台60周年的纪录片,他去基隆港,看他当年上岸的地方,他确实感触很多。还有回北京那一次,他去他的小学,感触是很大的,我看得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你父亲所有著作里哪一部最重要?

李戡:我认为《北京法源寺》是最重要的。这完全是他自己原创的、最能够表达他的思想的、不受任何框架限制的一部作品。他自己还说《蒋介石研究》《孙中山研究》这些书也很有影响,但毕竟是根据过去的一些资料做考证、推理,得出的结论。说句实在话,这种工作当时的其他人没有胆量或觉悟写,但之后肯定有人能写得出来。但《北京法源寺》是他最独特的作品,没有其他人可以写出来。比如说我们要送人书,一般都是先送《北京法源寺》,如果再送其他的,可能是《阳痿美国》《李敖议坛哀思录》。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父亲之间还有什么遗憾吗?

李戡:其实很多,比如我们没有合写一本书,这可能是一种遗憾。当然我们已经一起做过很多事情,我觉得很满足了。比如一起上节目、一起演讲,生活里一起散步、吃饭,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回忆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父亲这一生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是谁?

李戡:我认为可能都没有。按照他自己说的,唯一能真正称得上他朋友的,应该是另外一个他自己。他也并没有真正的敌人,因为他确实觉得恐怕也没人能做他的敌人。我觉得他一辈子就活在他的世界里面,很快乐、很逍遥。这些朋友啊,敌人啊,都只是过客而已。参与到他的生命里面,可长可短,但终究只是过客。

三联生活周刊:你父亲对你有什么期望?

李戡:他让我远离政治。我受他影响很大的一点就是,我们很有理想,但我们也有务实的一面。在台湾从政,我是毫无希望的,毫无希望。因为台湾的整个空气已经变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你在什么方面可能超越父亲?

李戡: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在学界吧,他是没有博士学位的。如果按这种世俗标准的话,那我算是在学位上超过他了,另外他了解西方的学术毕竟少一些。学术都是一代比一代更往前进的,他有他的局限,比如对近代史的研究,根据现在的标准,可能一些新的材料他没看到,一些具体的地方我可以对他进行修正。但这都是名义上的超越,至于我的学问实质上能不能超越他,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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